2024年4月26日，蒋开喜在北京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（记者 侯欣颖／摄）

蒋开喜

1963年出生于江苏泰州，毕业于东北工学院，1994年获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，现任福州大学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教授、紫金矿业集团首席科学家。2024年1月获“国家卓越工程师”称号。

“做专访？可我并没作出什么重大贡献。”《环球人物》记者第一次联系蒋开喜时，他说道。但就在几个月前，他被授予了“国家卓越工程师”称号。

事实上，蒋开喜30多年来致力于解决我国有色冶金领域工艺落后、能耗高、污染物和碳排放高等问题，带领团队实现8项技术国际领先，是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。直到坐在记者面前，他仍然认为自己的故事平淡无奇，“我们这个行业是很枯燥的”。

那么，蒋开喜是如何在几十年的“枯燥工作”中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的？以下是他的讲述。

“误打误撞”学了冶金

我老家在江苏泰州，这儿有2100多年建城史，历史上名称也变过好多次。上世纪初到60年代初，有过泰州市、泰县、泰州县等名称……我小时候，泰州城区叫泰州市，郊区叫泰县。现在，泰县已经成为泰州市的一个区了。

我出生在农村，5岁上小学。江苏传统上重视教育，社会风气就是读书。而且我们当地水多，孩子们到河里玩水容易出事，我的一个姐姐就是淹死的，那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，家长们就让孩子早早上学，交给老师带。

我上一年级时，什么学前知识都没有，但期末考试能得七八十分、八九十分，就一路升学上去了。那时遇上春秋入学时间调整，我读了六年小学、两年初中、两年高中。高中快毕业时，正好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也想报名，老师说你那么小，捣什么乱，明年再说吧，我就又等了一年。

1978年高考完，我对着课本“复盘”答案，觉得到处都是错，很沮丧。再一问同学，他们都说会做，我就更沮丧了。没想到考试结果出来后，我比同学们考得都好。后来想想，他们其实是不知道对错，而我知道哪里错了。

当时我们那里最推崇的大学，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，其次是江苏和上海的重点大学，清华大学反而没有现在这么大吸引力。我的分数上了全国重点线，但不够进江苏和上海的重点大学。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一看：东北工学院（现为东北大学），有色金属冶金系，重金属冶炼专业。这几个名词，我哪个都不明白——什么是有色金属？什么是重金属？东北工学院又在哪儿？

后来才知道，当初填志愿时，我填了一个服从分配，就被分配到这个专业了。但那时的老师、家长、学生都没什么“拼分数”“上名校”的概念，只要能考上个大学就高兴得不得了。

于是我就去沈阳了。那年我15岁，第一次离开老家，之前最远只到过县城，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。其实东北工学院的冶金专业在全国首屈一指，我一开始谈不上喜欢，只是简单地听从教学计划安排，让学什么就认真学什么，但学着学着，成绩好了，兴趣也就来了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我是简单机械地学，不懂学习方法，也没有快乐感。到了大学，知识一下子多了很多、深了很多，光靠死记硬背不行，我逐渐掌握了兼顾整体和关键内容的学习方法，第一学期轻轻松松就能考90多分，日子过得很愉快。

因为年纪小，我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玩，成绩马上滑坡，我赶紧往回补，成绩又上去了，到第四学期之后，基本上保持在全班第一的位置。

一切都是凭实力说话

1982年，我本科毕业，被分配到江西贵溪冶炼厂，当了两年技术员。在此之前，我大二、大三、大四都下工厂实习过，有一次长达60多天。那时本科生的实践时间比现在多很多，冶炼工人干的大部分活儿，无论是打大锤还是捅钎子，我都会干。

在贵溪冶炼厂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，是厂里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先进的铜冶炼设备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并没感觉我们国家的有色冶金行业落后，但看到全套先进设备，不得不承认差距还很大。

工厂里的日子是三班倒，夜班从零点上到早上8点，打扫卫生、清理炉子的各个加料口、巡检……年轻人总是想挑战自己，我渐渐有了考研究生的想法，觉得应该再多读点书，把我们跟国外的技术差距补一补。

1984年，我考回东北工学院有色冶金专业，读了两年半硕士，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矿冶研究总院，在冶金研究室又工作了3年多。

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有色金属到底是什么，其实大家每时每刻都在跟它们打交道。自然界的绝大部分金属都是有色金属，包括黄金、白银，但用途最广的是铜，发电、供电、用电、电力电子、集成电路，都要用到铜。

青花瓷的蓝色染料里含有钴，国家体育场“鸟巢”的防腐涂层以锌粉为主；养鱼养虾、养猪养鸡，都要用一定量的有色金属作为饲料添加剂，动物吃了这些微量元素后，才能保证正常的生长发育……可以说，从农业到工业，我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有色金属。

因为应用范围非常广泛，有色金属冶金对中国的工农业发展显得尤其重要，这也促使我不断深入研究。当时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整体上比我们先进，周围很多同事都出国留学、进修去了，我也想出去看看外国同行在做什么、是怎么做的。

1990年，我去了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研究所，攻读博士学位。

刚到国外时，确实感到物质差距很大：国内研究生三四个人挤一间宿舍，参加工作后还得住一段时间的集体宿舍，而德国那边的本科生都可以一人住一间；国内实验室的条件比较简陋，因为缺少资金，很多设备装置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，而德国那边资金充足，实验设备也是很先进的。

我能感觉到德国人的高傲，他们似乎只认可美国和日本的科技水平，对于中国留学生，他们起初是轻视的。

我们做试验要申请预算、场所、设备，因为初到德国，语言水平还不够高，其实是需要本地人帮助的。但德国同事往往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，站在一边冷眼旁观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，看中国人如何放弃、如何失败。

但很快，他们发现中国人除了德语不如他们，其他各方面都比他们强——我们的研究能力、动手能力、计算机编程能力远超德国同事，他们解决不了的编程问题，我们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，还能反过来帮他们，而且英语水平也比他们好。

做过一两次试验后，德国同事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开始整天跟着我们转。看到我们在做什么，他们马上凑过来想加入；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直接来找我们帮忙……从那时起我就知道，一切都是凭实力说话的。

帮有色金属“偷懒”

1994年，我获得了博士学位，面临新的事业选择。当时很多外国企业到中国开辟市场，我无论是留在德国搞科研，还是当德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，收入都能达到国内数倍以上。

1994年，蒋开喜博士答辩后，被授予纪念奖牌。

但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回国。一方面是觉得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这个平台很好，之前工作了3年多，跟同事们有感情，也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项目，想和大家一起干，做出一些有突破性的成果来。

另一方面，我不愿当“洋买办”。并不是说我不想要高收入，当时回国搞科研，每月工资两三千元，加上奖金，每年干得好的也就是5万—6万元；当外企代理人，年薪能达到30万—50万元。这笔账谁都能算过来，但我还是喜欢搞科研，想到国内同事正在做的科技攻关项目，我觉得可做的事情很多，大有可为，这是我真实的想法。

于是我就回国了。从1995年到2016年，我一直在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作，从冶金研究室的高级工程师、研究员到冶金研究所所长，之后又担任了4年的总院副院长、9年多的院长。

这期间，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成果，就是提出了“最小化学反应原理”。

有色金属冶金是一个高能耗、高污染的行业，上世纪90年代，全世界有色金属矿的资源利用率平均只有35%。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改进产业技术，减少资源浪费、降低能耗，提高经济效益。

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“只做有用功”。1999年前后，我提出了“最小化学反应原理”，即用最少的原辅材料、最少的物耗和能耗，产出最少的低质副产品以及污染物，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包括设备在内的工程建设投资，最大限度实现对有色金属的低成本提取。这是一个基础性学术思想，完全可以用于指导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、技术流程的优化和新工艺的开发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们需要铜，但铜矿里是有很多杂质的，比如硫化铁。在提炼铜的过程中，如果做得好，硫化铁可以成为有用的副产品，做得不好就成了废渣。事实上，绝大部分有色金属在冶炼过程中都会产生含有重金属的废渣、酸性废水，导致长期的环境污染。一些矿山在开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，依然是一个污染源。

“最小化学反应原理”的思路是只提取有用金属，尽量不让无用金属参与反应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帮有色金属“偷懒”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我和团队后来取得的一系列成果，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思路，其中“可控加压浸出技术”“锌清洁冶炼技术”等是世界首创核心技术，从根本上实现了铜、锌、钼、镍、砷等有色金属高效清洁提取。

20多年来，我们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，其典型应用是工业炼锌。锌精矿常常含有大量黄铁矿，传统炼锌方法中黄铁矿会参与反应，既需要更大设备能力，又耗氧气、碳酸钙，还产生大量有害废渣，很难综合利用。

我们通过新技术，控制黄铁矿不参与反应，仅提取锌，不产出大量废渣。这项技术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云南、广东、青海、内蒙古等地的冶炼厂。

此外，镓、锗的开发也应用了“最小化学反应原理”。这两种有色金属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材料、光伏发电中，是重要的战略资源。在广东，我们的原创技术帮助一家冶炼厂建成了全球首家高效回收伴生镓、锗的炼锌厂，回收率分别从零达到78%和76%。

“我们仍处在赶超阶段”

2016年，我因职务调动离开了矿冶研究总院，3年后担任福州大学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教授、紫金矿业集团首席科学家。我从内心喜欢当老师，喜欢给学生上课，同时也希望科技成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，解决实际问题。

近年来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很快，锂电池技术被大力推广，锂也被称为“未来的能源金属”。那么，锂从何来？目前，全球70%以上的锂都提取自富含矿物质的盐湖。我国是有盐湖的，尤其是青海地区的盐湖资源很丰富，但由于国内提锂技术一直难以突破，锂产品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。

在我国盐湖提锂过程中，萃取法对设备的要求较高，否则难以分离。我带领团队开发了高效萃取体系，研制出新型萃取箱，取代了国外昂贵的离心萃取机。新技术的效率比传统技术高了100倍，这意味着投资、建设、用电、用水的规模都较小，总成本很低，而且能得到更纯净的产品。

蒋开喜（右二）和课题组进行加压浸出试验。

2017年，我们在青海建成全球首条大规模卤水萃取提锂生产线，实现年产高纯氯化锂1万吨。

青海盐湖的景色非常美，感觉离天空很近，晚上的星星很亮、很大，但对技术人员、生产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来说，长年累月在高海拔地区工作、生活，是非常辛苦的。

干我们这行就是要吃苦的。但回想我刚毕业的时候，再对比现在，国家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了。美国前几年嚷着要“脱钩”，我就知道脱不了，但他们还能“卡脖子”，说明我们仍处在赶超阶段。

现在跟西方朋友聊天时，我会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没落了，所以你们不高兴了。”但我也知道，中国在创新引领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假以时日，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，引领世界发展的新潮流。